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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9月28日电 三年前，2022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并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重要论述、提出重要要求。去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等重大命题，进一步指明了主流媒体改革发展的前进方向。 9月26日，中国新闻网上网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部门、智库高校、媒体机构、商业平台的嘉宾，围绕“创新网络外宣 讲好中国故事”主题展开交流探讨。图为中国新闻网上网30周年座谈会现场。李太源 摄 创新与坚守：不断开拓事业新版图 1995年，中国新闻社在香港率先“触网”，成为亚洲最早进入网络世界的中文媒体之一。30年来，中国新闻网紧跟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步伐，实现了从传统通讯社供稿模式向全球化、全媒体、综合性新闻门户的转型，成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致辞中表示，过去30年，互联网不仅重塑了中国社会，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始终坚守“以新闻立网”的初心，将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展现时代变迁作为根本职责；始终坚定“以网络架桥”的使命，坚持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广泛联系海外华侨华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的步伐，推进机制变革，探索传播范式，布局前沿技术，在每一个互联网变革的关口，都勇于向“新”而行，不断开拓事业新版图。 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介绍了中国新闻网成长发展历程。他表示，在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时代使命下，中国新闻网作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将持续“向新”，引领传播生态之新，完成从“内容供应商”到“价值引领者”的角色升级；继续“向智”，夯实媒体发展之智，打造决策科学、生产智能、分发高效的新一代智媒平台；继续“向未来”，涵养持续增长之源，不断强化前沿技术洞察力，加速构建适配数智时代的新质传播力。 协同与共建：拓展多元传播力量 在网络国际传播中，单一主体的声音往往难以形成广泛共鸣，需要凝聚多方力量，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传播格局，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 座谈会上，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玉举重点谈了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的实践探索。他表示，智库机构和主流媒体应在选题策划、内容制作、阐释传播等领域深入合作，共同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溯源研究、学理研究和案例研究，将国内宣传和国际传播相结合，主动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形成更多在国内外有传播力、影响力的成果，更好展现总书记思想的实践伟力。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钱贤良认为，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应积极运用AI等技术手段，赋能提升网络外宣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同时，推动网络外宣作品在地化、精准化传播，例如将优质资讯内容与电商平台、车载系统等服务类型智能体相结合，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价值理念，对外有效展示传播出去。他还建议，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多元传播力量，比如调动更多的华人华侨参与讲好中国故事、邀请“洋网红”互动交流展现当下“烟火中国”等。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滕剑峰认为，在国际传播中，留学人员具有独特优势，他们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优势，也深刻了解中国的文化特质。通过在海外的学习、生活与交流，他们在日常点滴中润物无声地传播着中华文化。他认为，创新网络外宣离不开广大留学人员的力量，应搭建好国际传播平台，借助更鲜活的网络载体，让新时代的中国之声在网络世界传得更广、更深入人心。图为中国新闻网上网30周年座谈会现场。李太源 摄 硬件和软件：提升传播效能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要从理念上跟上时代步伐，也需要在方法上升级迭代，做到精准施策和精准传播。 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表示，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的系统性变革，“硬件”和“软件”都是不可回避的着力点。一方面，主流媒体国际传播非常需要补齐的短板是“硬件”，即“造船出海”，建立自主可控的平台。另一方面，要加大内容供给在“软件”上发力，目前国际传播内容供给大部分都是历史、非遗、美食、美景等，而外国人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很感兴趣，但此类产品的供给远远不够，未来的国际传播需要在“平台更壮、内容更棒”上持续发力。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新闻舆论工作的主战场，而国际传播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如今，中国的一些重大政策市场关切度、海外关注度很高，应该将政策的宣传解读放到与政策制定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成为政策本身的一部分。他认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在叙事过程中，应不局限于小角度、小故事等表达方式，要站在不同的群体去寻找更多切口、更多模式，增强对外传播的自塑能力和传播自信。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曲强认为，今天的国际传播不是把内容生产出来就行，而成为前中后端相结合的复合工作，要基于区域国别研究，在议题设置技巧、寻找文化共鸣、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建立协同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此外，他提到，要将传播的国际化变成传播的在地化，因为国际传播对象更相信本地化的声音和当地的传播媒介。 突围与破局：打造网络国际传播新范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不断催生各类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如何借用新媒体平台和数字化手段，创新网络国际传播新范式，成为新挑战。 中国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日报网党委书记、总裁柯荣谊认为，当前全球互联网传播格局由大型平台主导，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影响受众文化消费路径，塑造认知习惯。网络外宣要实现有效突围，必须打破平台依赖和路径依赖，打造网络外宣集群，构建多维一体的网络外宣平台，着力培养中国社媒、视媒、电商等标杆品牌，在国际新媒体版图中构建流量破局、战略布局的新范式。 环球网总经理单成彪认为，30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媒体各有特色又同心同气，关键一点是能共同坚守理念价值，同时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创新传播生态。他呼吁要立足全球视野和主流价值，加强国际传播效能建设，打破传统报道的疏离感，加强在地化传播，让外国友人深度感知中国的发展变化，从而更好让国际受众对中国完成从“了解”到“理解”的转变。 在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看来，有影响力的内容不只是让用户看见，更是让用户记住，进而影响用户的行为与感知。微博是中心化场景和去中心化场景并存的平台，在热搜场景下，能够用最短的路径服务网友，在复杂事件上取得共识。《黑神话：悟空》全球发售，在微博上，不仅可以看到游戏创作者分享幕后故事，文化学者解读“西天取经”缘何打动世界，媒体带你探寻游戏标志性场景应县木塔的奥秘。这些多元主体构成了网络外宣的“最佳场景”。 腾讯新闻副总编辑陆毅然在分享中表示，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大的战略部署到微观毛细血管式的运行，网络外宣应适应新媒体传播生态，探索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结合起来，将本土化叙事与国际化表达结合起来，让更多人听得到、听得懂、有共鸣，让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完)--> 【编辑:付子豪】
作者：郑玉 魏坚 【考古中国】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国际大都会——元上都。 元上都遗址，位于正蓝旗上都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在元朝建立前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开平是治理汉地的政治中心。元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下诏改开平府为上都，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元上都”。作为元代“两都巡幸制”中的草原都城，元上都在都城选址、城市布局和设施配置方面，充分体现了蒙汉杂糅、包容开放的建筑特点。--> 为了深入发掘元上都的文化内涵，2025年国家文物局又一次启动了对元上都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 1.元上都的建筑布局 公元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宫舍内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元上都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宋代以来《营造法式》中对都城的建筑要求，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 元上都的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与皇城呈“回”字形。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605米，东西宽542米，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四角建有角楼。皇城呈方形，每边长1400余米，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登城的踏道。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周长8800余米。 元上都的宫城北墙正中，建有高大的双阙式建筑，故无北门。元代诗人就有“东华西华南御天，三门相望凤池连”的描述。宫城御天门外，有两排建筑基址，很可能是文武百官上朝或候旨时的停留之所，元人有“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的咏叹。宫城内有40余处宫殿基址，除通向三门的丁字街外，街道布局都不太规整。这是因为，元上都虽然有一条从皇城明德门向北到宫城北墙穆清阁的中轴线，但是宫城内的建筑并不是依这条中轴线前后呼应、左右对称，而是每群建筑各有围墙，随地势和湖泊沼泽自成体系，错落分布，体现了一种离宫别馆式的建筑特点。 元上都作为元朝的重要都城，其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在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并筑有石堤护坡，以防坍塌。城外四周的山头上，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 元上都现存有13门，其中宫城3门，不设瓮城；皇城6门，外城4门，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外城北部和西部之间有一道土筑的隔墙，其中北部有一大型院落遗迹，这也许就是当年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禽异兽，以供宫廷观赏游玩的皇家园林所在地，即文献所指的御园或北苑。 同时，元上都的建筑也保留了诸多蒙古文化特点，如蒙古文化传统习俗中，每年夏季祭天、祭祖之后要在“失剌斡耳朵”，即棕毛殿举行“祚马宴”。位于外城西部、靠近皇城西门外北侧的圆形建筑基址，应该就是元代诗人曾经提到的棕毛殿。马可·波罗描绘它是用竹子作梁架，以金漆缠龙绕柱，劈竹涂金作瓦，殿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拉固定，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同时进餐。当时在上都举行的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祚马宴”，就在棕毛殿举行。每逢宴会，王公贵族、宿卫大臣均要穿皇帝亲赐的“质孙服”赴宴；质孙服就是衣冠颜色完全一样的服饰，因而“祚马宴”也称作“质孙宴”。宴会要举办三天，每天换一套服饰，可见当时上都的繁华景象。 元上都的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环绕宫城而建。结合历史记载和考古调查，位于皇城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大佛寺应为忽必烈所建。东北角的佛寺为大龙光华严寺，建筑规模宏大，分东、中、西三院。西北角的是藏传佛教寺院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式建筑。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的上都孔子庙，位于皇城东南角，有前后两殿，外有围墙，庙西还建有房舍，接待学习儒教的国子生，表明了元朝对孔子的尊崇。此外，皇城内东西两端还分别建有老子道观和回回寺。元上都儒、释、道等各类宗教建筑的存在，体现了元代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和在思想文化上的包容性。 上都城的宫殿，多见于史载。其中，大安阁是蒙古军于公元1266年攻陷南宋汴京时，拆熙春阁迁至上都所建，史载其“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元人有“大安御阁势苕亭，华阙中天壮上京”的诗句，描绘了大安阁高耸入云的宏伟气势。元朝的11位皇帝中，有6位是在上都的大安阁举行登基仪式的。在三门相对的宫城中心，我们发掘出了大安阁旧址，从出土的浮雕汉白玉龙纹角柱和阿拉伯文石刻上，可以感受到当时飞檐高耸的壮观景象，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2.元上都的社会生活 元上都四面城门外的关厢范围广大，每个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考古调查，关厢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这几类遗存在每关的分布情况又各有侧重，从而形成了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点的分布规律。元代诗人曾有“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和“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暮檐低”，“滦河美酒斗十斤，下马饮者不计钱”的诗句，生动反映了元上都城关的生活情景。 据调查，作为元上都的主要商业区，西关街道交错，建筑遗迹比较密集，显示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东关外除留有大片的空地外，在有些建筑规格较高的大型院落内，南部往往显得空旷，应留有搭建蒙古包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东关地近皇城，故成为王公贵族、元朝官员等朝觐者的聚居地。南关的主要遗迹多位于明德门御道两侧：在南关明德门外御道西侧发掘的客栈遗址，为成排的石基础房屋，房屋内均砌有一至两铺火炕，居住面上有大量塌落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建筑布局整齐划一；紧靠客栈遗址的东侧，曾出土过较多的大型酒缸和饮酒器具，明显属于酒肆遗址。在北关外，发现了建筑规模较大的两处并列的驻军院落遗址，东侧院落的后院为整齐排列的上百间住房，前院则纵向分为指挥和仓储区两个独立的院落。 在元上都北门外西北方向的龙岗下，有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修筑的一道拦洪大坝，名为铁幡竿渠。此渠由龙岗东侧山岗西至上都城西北方的哈登台敖包山下，南折沿城西关外至闪电河，全长约7公里。这是一项十分宏伟的排水工程，在元上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哈登台敖包之上仍留有当年的铁幡竿石基座。 3.元上都的葬俗祭祀 元上都城区周围调查和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处城郊以砧子山和卧牛石墓地为代表的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以城郊和远离城区的草原深处墓葬为代表的普通蒙古人墓葬。 汉人墓地仅见于元上都城区周围，如砧子山、卧牛石墓地，其葬俗体现了典型的中原文化色彩。居住在城外关厢的汉人，主要是宫廷的劳役，或在官府当差；还有一部分汉人应当是在上都城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开平修筑之初，城区周围就聚集了大量的工匠和劳役。随着元朝两都制的确立，上都城城垣、宫殿、寺庙和周围离宫别馆的增建和维修，成了这座草原都城的重要事项，而居住在上都城区周围的汉族居民，就是劳动力来源之一。 蒙古人的墓葬有浓重的游牧射猎文化色彩，表明其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的。其中，位于城区周围的一棵树、羊群庙墓地的埋葬规格和随葬品，要略高于远离城区的三面井等几处墓地，似乎说明当时上都城区周边牧民的生活水平，要略高于周围地区。 羊群庙祭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元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遗址由椭圆形石筑围墙、方形阶梯状祭台、汉白玉石雕像及亭阁式附属性建筑组成，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的祖先崇拜思想。羊群庙的石雕像，属于蒙古民族偶像崇拜，应源于蒙古高原历史悠久的“鹿石文化”。其右手握杯于胸前的形态，与公元6至9世纪突厥人的石雕像有着密切的渊源，是蒙古民族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偶像崇拜与突厥人“石刻文化”融合碰撞的产物。依据文献资料分析，羊群庙奎树沟一带发掘的4处大型祭祀遗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元上都作为元朝的夏都，是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在总体布局上，反映出多元开放、草原气息浓厚的个性，既吸收了中原城市布局的传统模式，又明显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此外，分布在皇城内不同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及御花园，相映成趣，构成了上都建筑的特色，也彰显了上都作为“世界大都会”中西文化交汇的特征。 上都城在元末的战火中毁灭了，而它的遗址则一直保存下来，上都的名字也长久地在草原上流传，还留在了马可·波罗及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中。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曾说“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保护、发掘和研究这座曾经是世界大都会的遗址，是我们永恒的使命。 (作者：郑玉、魏坚，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和边疆考古研究院特聘教授) 【编辑:于晓艳】